中世纪波斯湾古港口——尸罗夫港的发现

尸罗夫（Siraf）是中世纪波斯湾著名港口，位于伊朗布什尔省（Bushehr）南部村庄塔赫里（Tahiri）以西1.5英里（约0.93公里）处。在中世纪，驶往波斯湾的东方船只往往沿海岸线航行，驶入波斯湾后，大部分在北岸的尸罗夫港装卸货物，少部分继续向北航行，最后抵达处于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口的乌剌港（今伊拉克巴士拉附近）^[1]。波斯和阿拉伯帝国初期，尸罗夫一度是波斯与印度、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重要中心之一。公元977年一场大地震，导致这个兴盛一时的古海港开始走向衰落，最终在13世纪初被彻底遗弃^[2]。这场大地震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西端基什岛（Kish Is.）的霍尔木兹港，逐渐成为波斯湾最主要的港口之一。马可波罗与郑和率领的大明海军舰队都在霍尔木兹港登陆，而此时尸罗夫港早已湮没无闻。

一、中外史籍的相关记载

自唐朝起，广州始设市舶使，总摄东南海路的对外贸易^[3]。关于广州与尸罗夫之间的海上交通路线，《新唐书•地理志》有详细记载。这条航线从广州启程，途经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马六甲海峡、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然后驶入波斯湾，经尸罗夫，最后抵达伊拉克的巴士拉。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认为，尸罗夫港就在这条航线上的“提罗卢和国”。卢和，指伊朗法尔斯省东南的拉尔（Lar）地区，别名“罗和异国”，相当于阿拉伯语的Larwi（拉尔围）^[4]。唐德宗朝的宰相（《通典》的作者）杜佑，有族子名叫杜环，不幸于怛罗斯之役被大食军队俘虏，中东诸国漂泊十余年，最后终于在唐宝应元年（762）从波斯湾乘商船回到广州^[5]。杜环在波斯湾乘船的港口，可能就是《新唐书•地理志》提到的“乌剌”港（今伊拉克的巴士拉附近）或“提罗卢和国”的尸罗夫港。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作家笔下由波斯湾至中国的航线，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述大同小异^[6]。

唐末至宋代来华的阿拉伯番商中，尤以尸罗夫人居多^[7]。这些番商大多浮海而来，云集广州，后来又到泉州等沿海城市。南宋岳珂《桯史》提到，泉州有番商名“尸罗围”，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还提到，有位大食商人名叫“施那帏” ^[8]。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两名皆为Shilavi之音译，意为“尸罗夫人” ^[9]。据10世纪初在尸罗夫港居住的阿拉伯作家阿布•赛德•哈散（Abu Zaid Hassan）记载，黄巢起义“攻陷国中无数城邑后，以回教纪元264年（878年/ 唐僖宗乾符五年）攻陷康府（Kanfu，即广州）。据熟悉中国事情之人云，除杀中国人外，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祆教徒，亦被杀甚多。死于此役者达十二万人……中国之事变波及于海外万里之西拉甫港（即尸罗夫）及瓮蛮（今阿曼）两地之人^[10]。”

二、尸罗夫古海港之发现

1835年，印度海军船长肯普托纳（Kempthorne）路过塔赫里时，首次发现尸罗夫港废墟^[11]。1933年，英人斯坦因（M.A. Stein）第四次中亚考察被中国地方政府驱逐出境，不得不改变计划，到中亚和伊朗考察。他在考察伊朗时，首次对尸罗夫港进行考古调查^[12]。

这个波斯湾古港口被一座山脉分隔为居住区和墓葬区两部分（尸罗夫港遗迹平面图^{(插图 1)}）。山坡上遍布房屋遗迹，性质不明，仅存支撑房屋台基和部分墙体仍依稀可见（尸罗夫港房屋台基墙体^{(插图 2)}）。墓地主要集中在希拉乌山谷（Shilau）。斯坦因在尸罗夫遗址居住区发现了大型单体建筑，主要有如下几处：

(插图 1)	(插图 2)

1. 海堤：尸罗夫遗址的墙体都用未经修整的石块砌成，并涂以石膏或灰泥。濒海有一道绵延约450码（411.3米）的海堤（尸罗夫港的海堤^{(插图 3)}），残高约15英尺（4.5米），即以这种方式建成。海堤的外墙尚存马面，多为三角形，亦有半圆形者，推测为防御海浪侵袭之用。在其奠基处发现的陶片与遍布遗址区者相类，应该与遗址属于同时期建筑。

(插图 3)	(插图 4)

2. “柚木为柱的清真寺”：海堤西端残存一座大型建筑遗迹，南北长约55码（50.2米），宽约25码（22.85米），似乎毁于地震（尸罗夫港遗迹平面图：B ^{(插图 1)}）。遗迹中包含大量石块和混凝土块，其间可见石柱础，为涂饰灰泥的长方形大石块，规格一律约2－3英尺（0.6－0.9米）。斯坦因猜测这里可能是文献中提到的“柚木为柱的清真寺”，而柚木产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这也是当时海运贸易的一个反映。

3. 临海院落：遗址西部临海湾处有一个42码（38.39米）见方的封闭院落，其濒海的东墙尚存三角形马面四个，每边长19.5英尺（5.85米）（临海院落遗迹^{(插图 4)}）。该遗迹性质不明，从石工技术和附近采集的陶瓷碎片来看，与整个遗址属于同一时期。

4. 晚期清真寺：山脉西部为一列小丘，将遗址分隔为两部分。小丘南面坡地上矗立着一座古建筑，部分起建于有外墙的巨大台基上（清真寺遗迹^{(插图 5)}）。这是一座清真寺，它远比遗址里其余的建筑保存得好，从天花板及墙壁上残存的带有几何形装饰图案的灰泥来看，这个建筑似乎不早于15－16世纪。

5. 晚期伊斯兰学校：山脊上海拔约125英尺（37.5米）处，有一座方形建筑，当地称之为伊斯兰学校（madrasa）（伊斯兰学校遗址^{(插图 6)}）。根据残存的灰泥和窗户顶部发现的残木片，它的年代可能比较晚。

(插图 5)	(插图 6)

希拉乌谷是尸罗夫遗址主要墓地所在之地，从谷底到海拔300英尺（90米）的坡地上，密布着数百座石穴墓（希拉乌谷墓地全景左侧^{(插图 7)}、希拉乌谷墓地全景右侧^{(插图 8)}）。尸罗夫港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人口稠密，民族与宗教成分复杂，这一点在葬俗上反映得相当明显。

墓地西部的缓坡处，墓葬有规律地紧密排列成组（希拉乌谷墓地西部^{(插图 9)}）。虽然其中有部分偏离了正统的南北朝向，但是绝大多数仍然保守传统，这里应该是穆斯林的墓地。

(插图 7)	(插图 8)	(插图 9)

此外，在晚期清真寺遗迹的西边和南边的崖壁上，亦可见成排石穴墓，斯坦因观察了高处年代较早的未被扰动的一座，判断属于穆斯林的墓葬。同一个山坡上还有散见六七个墓碑，多数刻有古阿拉伯文（尸罗夫出土古阿拉伯文墓碑^{(插图 10)}）。1978年，在中国海南岛三亚市送路发现一批唐代阿拉伯文墓碑（^{(插图 11)}），上面写有伊斯兰箴言：“万物非主，唯有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同类墓葬在三亚市送路、酸梅角及陵水县干教坡亦有发现，总计五十余座^[13]。这些客死异国他乡的穆斯林，大多是从尸罗夫港来华的波斯或阿拉伯商人。

(插图 10)	(插图 11)

元代以后，蒲寿庚家族在泉州建立海外贸易基地。唐代广州至尸罗夫之间的东西方海上交通，亦为泉州至霍尔木兹之间的海上交通所取代^[14]。

这个墓地东部的墓葬全部由西向东排列。据斯坦因初步统计，该区域共有375座墓葬，大多为空墓，只有少量存有破碎的盖板。有的地方用4到5英寸厚的砂岩墙分隔，同时，坟墓之间往往留出小块空间，以便埋葬儿童。由此可见，这个墓地是有计划地进行墓葬布置的，尤其考虑到经济因素，这种葬俗不见于其他地方，说明这里是为非伊斯兰社群专用墓地。东西向埋葬风俗在沿海犹太人群体中广为流行，因此，这个墓地的主人可能是居住在尸罗夫的犹太人。

希拉乌峡谷的北坡的崖面上，可见蜂窝状浅穴，很多为天然的空洞。斯坦因考察了其中两个带有有粗糙刻痕的洞穴，一个里面只发现两块类似人指骨或趾骨的小骨骼，另一个里面除了灰尘和散落的石头之外，空无长物。斯坦因推测，这些天然洞穴当年可能用来安置人骨。或许是遵照波斯火祆教的葬俗，待禽兽食尽死者肉体后，再取回骨骼，置入洞穴，或称“天葬”。

据阿拉伯作家记载，878年黄巢起义军在广州屠杀番商之事，罹难番商包括“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祆教徒”，并“波及于海外万里之西拉甫港（即尸罗夫）及瓮蛮（今阿曼）两地之人” ^[15]。而尸罗夫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墓地的发现，证明阿拉伯作家的记载当为信史。

在尸罗夫港的发现陶瓷之中，长沙窑外销瓷尤为引人注目。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Sulaimān）在游记中提到：“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Siraf），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16] 考古发现表明，唐朝出口中东的货物，主要是长沙窑外销瓷。例如：印度尼西亚各地发现过许多唐代运往印尼的长沙窑瓷器，现藏雅加达国立博物馆（^{(插图 12)}）。1933年，斯坦因在尸罗夫遗址收集的陶瓷碎片就有唐代长沙窑产品（斯坦因在尸罗夫港遗址采集的中国瓷片^{(插图 13)}）。1966－1972年，怀特豪斯连续对尸罗夫遗址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其中五个地点发现大批长沙窑外销瓷^[17]。这些发现为我们研究当时中国与波斯湾地区之间海上交通与贸易提供了重要材料。

（附记:本文插图11－12为林梅村老师提供，谨致谢忱。）

(插图 12)	(插图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