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的摩尼教遗存

1902～1914年间，在德国军火大王克虏伯（Friedrich Krupp）和德皇资助下，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相继四次派出考察队，分别由印度事物部主任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率领，对吐鲁番等地展开调查，发掘了大批古城址、地面佛寺和石窟寺。除佛教之外，摩尼教遗存可谓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最重要的收获之一^[1]。前人对摩尼教的了解只限于传世的东罗马帝国基督教文献以及阿拉伯作家奈丁（al-Nadīm）、比鲁尼（al-Bīrūnī）简略的记述，而吐鲁番发现的大批摩尼教文献抄本、教徒的书信、赞美诗、祈祷书和摩尼教寺院遗迹等，极大丰富了我们对这门广布西亚和中亚的中世纪宗教的知识。这批摩尼教宝藏引起国际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史学、宗教学界专家的广泛关注，从而使摩尼教研究逐渐提升为一种国际性专题研究。

摩尼教创始人是摩尼（Mani，216－274），公元216年4月14日生于帕提亚巴比伦行省一户贵族家庭。据说他在12岁和24岁时两次受到光明王国的使者——推茵神（Twin）的启示，从此开始了艰难的创教生涯。起初，摩尼仅带领着3个追随者巡游四方，布道讲经。他们先后在波斯帝国东北部、印度等地传教，博得不少信众。萨珊波斯第二位国王沙普尔一世（Shāpūr I，242－272在位）闻讯后，下令召见摩尼。他对待摩尼十分宽容，不仅在自己的加冕仪式（公元242年）上宣布摩尼教属于合法宗教，而且允许摩尼及其信徒在萨珊波斯帝国境内传教。此外，他还将摩尼带在身边，随他一起巡游。公元273年，沙普尔一世去世^[2]。 继任者霍尔米兹德（Hormizd，272－273）仍对摩尼表示友好，但是好景不长，霍尔米兹德继位仅1年就被哥哥瓦赫兰一世（Bahram I，273－276）夺去王权。在琐罗亚斯德教大祭祀科德（Kardēr）怂恿下，公元276年1月19日瓦赫兰一世下令召摩尼回到贝拉斐（Bet Lapat）王宫，斥责摩尼和他的教徒们不会打仗，无用，并把摩尼押入大牢。26天后，摩尼不堪折磨在狱中去世，享年60岁^[3]。

摩尼死后，瓦赫兰立即下令镇压波斯境内摩尼教势力，迫使大批摩尼教徒向东逃亡到中亚。此后摩尼教在中亚木鹿（Merv，又译谋夫）、花刺子模等粟特地区迅速发展，一些摩尼教士随粟特商人一起，沿丝绸之路向东进入新疆、敦煌、长安、洛阳，从而使摩尼教在中国境内扎下根来，并且一直延续到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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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教遗存遍布高昌故城（照片^{(插图 1)}、斯坦因画的高昌故城平面图^{(插图 2)}）、交河故城（照片^{(插图 3)}、斯坦因画的交河故城平面图^{(插图 4)}）、柏孜克里克（照片^{(插图 5)}、斯坦因画的柏子克里克平面图^{(插图 6)})、胜金口、吐峪沟（照片^{(插图 7)}、斯坦因画的故城平面图^{(插图 8)}）等遗址，主要遗迹可分为寺院建筑、壁画、细密画、旗幡、绢画、写本等五类。分述于下：

一、寺院

摩尼教寺院是教徒们进行祈祷、忏悔、礼拜、庆祝庇麻节（Bema Festival）等活动的中心。吐鲁番摩尼教寺院建筑主要有两类，一是地面寺院，主要有高昌古城K遗址^{(插图 9)}和α遗址^{(插图 10)}。二是石窟寺，分布于柏孜克里克、胜金口、吐峪沟。

(插图 9)	(插图 10)	(插图 11)

高昌古城K遗址中部是一座长方形建筑（高昌故城K遗址平面图^{(插图 11)}），内有三个相连的大厅，是摩尼教徒集会和礼拜的场所，被勒柯克称为“斋戒大厅”^[4]。大厅西侧墙壁上残存了大幅壁画（IB6918），表现一群男选民拱绕摩尼（？）的场景。他们都穿白袍，戴白冠，摩尼位于最前方，头戴一顶装饰华丽的高礼帽，头后有象征日月光明的头光（新疆吐鲁番出土摩尼与众弟子壁画残片^{(插图 12)}）。白衣白冠是摩尼教徒典型的教服，他们认为这样才圣洁。K遗址北部和东部各有一组长方形圆顶建筑，里面均出土了大量摩尼教写本、绢画等等。

(插图 12)

摩尼教石窟寺建筑形制比较规则，一般有5至7座石窟构成一个院落，也就是一个摩尼寺院。寺院中的不同石窟具有不同功能，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摩尼教汉文经典《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寺宇仪第五”记载，一座摩尼寺通常要包括一个存放经典和图集的经图堂；一个教徒们持斋、听颂经典的斋讲堂；一个挂有摩尼画像，供教徒参拜和忏悔的礼忏堂；一个向教徒门宣教教义的教授堂；还有一个供教徒僧侣休养的病僧堂。从壁画题材和建筑结构来看，规模最大、有环形礼拜道的是礼忏堂，比如柏孜克里克9A、27A、34A，胜金口北寺3号石窟；教授堂规模较小、壁面上画着用于讲解教义的壁画，比如柏孜克里克38窟（格伦威德尔编号25窟）拱券上画着摩尼教徒礼赞生命树的场景、摩尼教教义中记载光明王国中生长着生命树、它有三根树干，象征光明王国统治世界的东、北、西三方（摩尼教徒礼拜光明王国生命树^{(插图 13)}）。

(插图 13)

斋讲堂通常由一个方形的主室和三壁开凿的小室构成。主室拱券上绘制着生命树和死亡树交会的场景，象征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侧壁上画着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的宝树。在摩尼教里通常将教团比作善树，将教徒比作树上结出的一颗颗果实。主室正壁和侧壁开凿的小室，是摩尼教教徒们持斋修业的场所。其它形制的石窟很少绘制壁画，墙壁全部粉刷成白色、壁面中部简略勾出水平的粗红线。有的壁面上有摩尼教徒用帕提亚文、摩尼文、回鹘文题写的祈祷文。

吐鲁番地区的摩尼教寺院分别建造于两个时期，首先是在唐西州时期（公元640－850年）粟特人和回鹘人出资兴建了高昌古城K遗址、α遗址等地面寺院，并开凿了吐峪沟、柏孜克里克等地近20座石窟。接下来在公元850－1000年间，回鹘人西迁吐鲁番，在高昌建都，在柏孜克里克、胜金口两地又修建了二十多座石窟。10世纪末，西州回鹘改宗佛教，这些石窟便被封闭并陆续改建为佛教石窟^[5]。

二、细密画

摩尼教极其注重典籍的装帧，通常都要用优雅的书法抄写，同时配以精美的图画。这就是所谓“摩尼教细密画”。最著名的是高昌α遗址出土“庇麻节图^{(插图 14)}”，现藏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编号MIK III4947）。

(插图 14)

庇麻节是摩尼教最重大的宗教节日，是为纪念摩尼囚禁和去世所设立的。这个节日在每年的春天举行，一直延续到月底。期间教团会组织教徒聚集在一起歌唱赞美诗，在30日那天还要举行庇麻庆典，届时教徒们会在讲坛上放置一张空的宝座，并挂一张摩尼的画像。而“庇麻”一词本意就指“宝座”。画面的最上方虚设一个宝座，象征逝去的摩尼。宝座的左右两侧坐着教团的重要成员，按等级高低依次排列。摩尼教有着严格的教阶制度，自上而下分为五个等级：法师（master）、主教（episcopus）、长老（presbyter）、选民（electi）、听者（auditores）。宝座左侧的一位摩尼教高僧，须发皆白，左手举起，右手拿着一个杯子。宝座正前坐着一排年长的僧侣，最上方一位手里捧着一部镶金的经典，前面摆着一张大红的桌子，上面放着日月状的糕点、和一个三足金盘，里面放着晶莹的水果、甜瓜、葡萄，这是摩尼教徒们最喜爱吃的食品。僧侣的法衣上多用摩尼文写着他们自己的名字。庇麻节是摩尼教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在庆典上他们要吟诵赞美诗、祈祷文，纪念摩尼殉难、祈祷摩尼再次降临和末日审判。

(插图 15)

高昌古城K遗址北侧建筑中出土了一片回鹘文赞美诗扉页（编号MIK III 6368），也是典型的摩尼教细密画。吐鲁番另一幅摩尼教绘画正面表现了一群摩尼教僧侣抄写经卷的场面（白衣白冠的摩尼教抄写僧^{(插图 15)}），这些僧侣均着白衣白冠，左手持笔，身后是象征光明王国的三干树。中缝用黑笔题写忏悔辞：“……如果他竟相信荒唐的敌对之法，如果他是个妒忌的异教徒，是个进行虚伪祈祷的人，那么为了理解和知道……，就必须……”。

扉页的背面正中用红笔题写，赞美摩尼的教义是“光明中真言、神的智慧、至甜之法……”，下面一列黑色的文字是一位回鹘王子的称号。扉页最上方表现了摩尼乐师演奏圣乐敬神的场景。最前方一位是乐队的指挥，跪坐在一块红色的方形地毯上。他面对着一排乐师，其中第二位乐师手拿琵琶。

三、旗幡

(插图 16)

高昌古城K遗址还出土了一批绘制精美的摩尼教旗幡，这些旗幡通常是用一种苎麻（Boehmeria）和亚麻纤维纺织而成。其中一幅（MIKIII6286）画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男选民，身穿传统的白色法衣，双手捧着一本镶金红边的经书，仪态虔诚高贵。他脚下前后跪着一男一女两个听者，对他毕恭毕敬。旗幡上栏中间正襟危坐着一位着白袍的人，他可能是教团中的上层人物。另一幅旗幡上画着一位雍容华贵的女选民，也捧着一本经书，上栏正中坐着一位红衣的拯救之神，他头后显出红色的光环（男选民(左)、女选民(右)^{(插图 16)}）。这些旗幡大多是资助摩尼教团的贵族入教时所制作。

四、绢画

绢画是一种绘制在丝绸上作品，在高昌故城的K遗址、α遗址都有出土。其中最有趣的是在K遗址藏书室走廊发现的一幅表现月宫的绢画（月宫图^{(插图 17)}）。

(插图 17)

画面的中间是一弯涂金的明月，上面的宝座上坐着救世耶稣，旁边站着的两个人双手合十，虔诚的看着他。图画下面两侧分别站立两个人，背后都有结满果实的花树。他们可能月宫中其它两位光明之神，惠明使和初人。摩尼教教义中写到，这个世界的人死去以后，灵魂会被耶稣运送到月宫中涤荡干净，使其中的光明分子得以解放，然后再送往日宫，最后返回光明王国。这幅绢画正表达了耶稣驾着弯月航船，载着两个获救的灵魂驶往日宫的场景。

五、写本

吐鲁番摩尼教写本主要出自高昌故城K遗址群的北部建筑和东部所谓“藏书室”，这些写本分别用摩尼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写成，通常抄写在纸草或丝绢上。内容包括摩尼教经典、赞美诗、祈祷文和书信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编号M470的中古波斯文残卷，这是摩尼教的一部经典——《沙卜拉干》（shābuhragān）。

据记载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在242年召见摩尼的时候，摩尼曾向他奉献过一本《沙卜拉干》，书中概述了摩尼教教义。1904－1905年间，勒柯克在吐峪沟石窟群和交河故城中也发掘出一批摩尼教写本。其中编号TIII260的一件突厥鲁尼文残卷，正面画着一个身传白袍的信徒，他跪在一株光明花树下，双手紧握。残卷背面用黑色和红色的字体写着“……我父摩尼……”。

目前，吐鲁番仍然是摩尼教考古资料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我们已对摩尼教的经典、图像、语言文字、寺院建筑以及教团组织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摩尼教的面纱正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