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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沙门天王像的发现

篠原典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

我们参观中国佛教寺院时,走进山门的第一个建筑里面往往有身穿盔甲,拿着兵器的四个神像,他们便是佛教护法神——四天王像。这四位天王都是印度神话传说中的主神——帝释天的部下,负责看守印度名山须弥山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大门,东方为持国天(Dhrtarastra),南方为增长天(Virudhaka),西方为广目天(Virupaksa),北方则为多闻天(Vaisravana)。四天王像一般身穿盔甲、手持利剑或长矛、脚踏恶鬼,以威武勇士形象的出现四天王像(插图 1)。有时站立在寺院的金堂或大殿的须弥坛,有时在寺院门口的四天王殿或者石窟前室。其中,守护北方的多闻天亦称毗沙门天[1]。毗沙门天信仰相当广泛,从中国直至日本,并保留下大量的毗沙门天像(吐鲁番交河古城出土的唐代毗沙门天麻布画(插图 2))。

(插图 1) (插图 2)

关于毗沙门天在内的四天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佛教成立之前的印度。在古印度四大吠陀之一《阿闼婆吠陀》、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等印度民间文学中,都提到过守护四方的保护神,后来被引入佛教而变成四大天王。目前所知最早的四天王像,发现于印度巴尔胡特大塔栏杆上(公元前2世纪左右)[2]。毗沙门天来自印度北方守护神,名叫俱毗罗。他以印度王公贵族的形象出现,与如今所见佛教毗沙门天王像不尽相同。此外,印度四天王像的形象大同小异,表明在印度四天王的地位是平等的,并无长幼尊卑之分[3]

毗沙门天信仰起源于贵霜王朝统治下的犍陀罗,位于古代印度北方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正因为如此,贵霜王朝的大月氏贵族把守护北方的毗沙门天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耐人寻味的是,犍陀罗流行的毗沙门天像模仿贵霜贵族的形象,采用伊朗系民族的形象。在犍陀罗浮雕艺术中,其他三位天王都穿印度服装,惟独毗沙门天穿着伊朗服装。凡此表明,在公元3-4世纪犍陀罗佛教艺术中,毗沙门天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4]。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在犍陀罗出土佛教造像中还没发现单独的毗沙门天造像,他还离不开四天王。寻找毗沙门天的单独造像,要跨越葱岭,到中国西部追寻。

唐代初年玄奘到印度取经,《大唐西域记》忠实记录了他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是反映当时丝绸之路地名、特产和风土人情的珍贵资料。这本书提到新疆和田流行毗沙门天信仰,也即该书所记瞿萨旦那建国传说。据说,于阗“王迁都作邑,建国安人,功绩已成,齿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乃往毗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驾,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饮吮,遂至成立”[5]。所谓“瞿萨旦那国”就是指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

7世纪前半叶,唐太宗开始经营西域,在中亚各地广设羁縻州。关于塔里木盆地西南的于阗国,据《新唐书》等文献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初设毗沙州,上元二年(675)改置毗沙都督府。然而,在上世纪30年代在新疆发现的“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之墓”碑写有“贞观十年九月三日”题记(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之墓碑拓本(插图 3))。由此得知,早在贞观十年(636),唐朝已设毗沙郡。毗沙郡之“毗沙”无疑是毗沙门天的略称。佛教传入于阗以后,毗沙门天被尊为于阗国创始主和保护神,因此唐朝在于阗设立行政机构皆以“毗沙”为名[6]。唐代,于阗的毗沙门天信仰已传至朝廷。

(插图 3)

20世纪初,斯坦因在和田地区进行调查和发掘,获得大量的遗物[7]。其中,在丹丹乌里克佛寺遗迹发现身披遮膝的鱼鳞铠甲,右手叉腰,身体稍微扭曲,脚踩恶鬼的塑像(丹丹乌里克塑像(插图 4)[8]。因为头部和左臂残缺,头冠及持物无法考证,但是其形态与新疆以东地区所常见的四天王像非常相近。根据《大唐西域记》等记载,斯坦因认为此像当即毗沙门天像。敦煌石窟早期造像中也有同样形式的毗沙门天像,与其它四天王像一起立在石窟前室(敦煌石窟第427窟(插图 5)),而此类毗沙门天像称为天王形毗沙门天像。

(插图 4) (插图 5)

在和田热瓦克遗址还发现另一种毗沙门天像。热瓦克遗址的塑像群中,有一件立于从地中露出半身的地神双手上,着遮膝衣服的塑像(热瓦克造像(插图 6))。该造像只有下半身,但同样由从地中露出半身的地神支撑的毗沙门天像发现于斯坦因和伯希和等人收集的敦煌画中(斯坦因收集敦煌画(插图 7))。

(插图 6) (插图 7)

同样类型的毗沙门天像在日本也有不少图像及木雕像,其代表有京都东寺所藏的木造毗沙门天立像。该造像有特殊名称即“兜跋毗沙门天”,相传原安置在平安京罗城门上,源于安西城毗沙门天传说[9]。所谓安西城毗沙门天传说,见于不空译《毗沙门仪轨》的故事传说[10]。文中说:“唐天宝元戴壬午岁。大石康五国围安西城其年二月十一日有表请兵救援。……一行曰陛下何不请北方毗沙门天王神兵应援。……与陛下请北方天王神兵救。急入道场请。真言未二七遍。圣人忽见有神人二三百人。带甲于道场前立。圣人问僧曰此是何人。大广智曰。此是北方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领天兵救援安西故来辞。圣人设食发遣。至其年四月日。安西表到云。去二月十一日巳后午前。去城东北三十里。有云雾斗闇。雾中有人。身长一丈。约三五百人尽着金甲。至酉后鼓角大鸣。声震三百里。地动山崩停住三日。五国大惧尽退军。抽兵诸营坠中。并是金鼠咬弓弩弦。及器械损断尽不堪用。有老弱去不得者。臣所管兵欲损之。空中云放去不须杀。寻声反顾城北门楼上有大光明。毗沙门天王见身于楼上”。该故事由遣唐使等人传到日本,由此在日本也流行做为护国神的毗沙门天信仰,同时制作并供奉大量毗沙门天像。

早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者就注意到这个特殊的毗沙门天像和热瓦克出土造像的关系,并把“兜跋毗沙门天”的起源追溯到西域[11]。此类毗沙门天像被称为“兜跋形毗沙门天像”。其特征为:1. 由从地中露出半身的地天支撑;2. 身披遮膝的西域式铠甲;3.捧宝塔;4. 戴宝冠等。关于毗沙门天脚下的地天在《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阇陀罗尼仪轨》,《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吽迦陀野仪轨》等有记载,中央地天又称欢喜天,左右各配尼蓝婆和毗蓝婆。也有只表现地天而没有尼蓝婆和毗蓝婆的例子,如热瓦克造像等。地天是区别于兜跋毗沙门天像的重要标志物[12]

遮膝铠甲也是兜跋毗沙门天的特征之一。天王形毗沙门天与其它四天王像一样,一般身穿模仿唐代武将的中国式铠甲。遮膝铠甲是模仿西域一代常见的伊朗系武装(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武士像(插图 8)[13],犍陀罗浮雕上也有身穿遮膝铠甲的毗沙门天像[14]

(插图 8)

丹丹乌里克造像脚踩恶鬼,右手叉腰,这是天王形毗沙门天的典型特征,但是巴尔胡特的俱毗罗像也脚下踩夜叉,而身上穿的铠甲也是见于犍陀罗浮雕的典型的西域式铠甲。这类毗沙门天像从西域传到中国的过程中,其基本姿态没有改变,但受中国传统的武士俑等下的影响,盔甲也渐渐当地化,最后形成天王形毗沙门天的形象。

然而,兜跋形毗沙门天的形象与毗沙门天信仰同时传来,换言之兜跋毗沙门天离不毗沙门天信仰。因为毗沙门天信仰和其信仰对象的图像一起传播,所以不能随意改变其形象。“兜跋毗沙门天”这个特殊名称本身说明他与其它一般的毗沙门天像不一样。其实,目前在中国境内没有发现使用“兜跋毗沙门天”名称的例子,但是敦煌石窟壁画或佛教图画等里发现不少具有兜跋形毗沙门天特征的图像。而且,最近在四川和云南等地也发现了七至九世纪前后的毗沙门像。其中,大部分是兜跋形毗沙门天像,这说明该时期迅速传播毗沙门天信仰,随之流行兜跋形毗沙门天像(大足北山第5号龛(插图 9))。

(插图 9)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外国探险队为主的中亚调查和他们所刊布的报告书,促进了“兜跋毗沙门天”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和田热瓦克遗址出土毗沙门天造像以及敦煌石窟雕塑和壁画的发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批实物资料。松本荣一先生曾在《敦煌画之研究》中这样写道;“(中国)从未发现兜跋毗沙门天像的遗物。”如今,松本的著作已出版了将近七十年,而中国各地陆续发现了不少兜跋形毗沙门天像的实例。100年前,由外国探险队调查获得新资料,现在当地考古工作者长期调查而陆续发表新的资料。我们利用这些新资料,完全可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附记:本文所引用的图版中,插图3为林梅村老师提供;插图9为笔者参加2005年大足石窟国际学会时拍摄的。)

[1] 上面有榜题注明是“北方毗沙门天”。
[2] 现藏于印度博物馆。
[3] 宮治昭:《インドの四天王と毗沙门天》,《毘沙門天像》日本の美术315,1992年。
[4] 田辺胜美:《毗沙门天像の诞生》,东京:吉川弘文館,1999年。栗田功『犍陀罗美術・I』,东京:二玄社,1988年,图版238(四天王奉钵图)。
[5]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6] 薛宗正:《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之墓考释》,《新疆文物》,1996年第3期;林梅村:《大唐毗沙郡将军叶和墓表考证》,载于《古道西风》,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7] M.A. Stein, Ancient Khotan, London, 1907.
[8] 新疆文物局等单位最近在丹丹乌里克做调查时,发现该造像已遭到破坏,只剩下恶鬼的身子。因此,斯坦因发表的图片成为唯一的资料。
[9] 关于东寺毗沙门天像的罗城门安置说,最近冈田健从文献和美术史方面进行详细研究,发表反对意见。冈田论文对东寺毗沙门天像研究史做具体分析,在毗沙门天像研究上受益匪浅。冈田健:《东寺毗沙门天像》上下,《美术研究》第370-371号,1998-1999年。
[10] 《大藏经》第二十一卷。该经在《贞观释经录》等没有收入,应为伪经。参见松本文三郎《兜跋毗沙门攷》,《东方学报》京都第10册第1分,1939年。有中文翻译;松本文三郎著 金申译《兜跋毗沙门天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11] 源丰宗:《兜跋毗沙门天像的起源》,《佛教美术》第15册,1930年;松本荣一:《兜跋毗沙门天像的起源》,《国华》471号,1930年;松本荣一:《敦煌画的研究》第九节《兜跋毗沙门天图》,东京:东方文化研究所,1939年;注10;松本文三郎:《兜跋毗沙门攷》;R. A. Stein, Recherches sur l’épopée et le Bard au Tibet, Paris, 1959.
[12] 关于兜跋毗沙门天和地天的关系,松本荣一认为与《金刚明经》有关系(注11;松本荣一:《敦煌画的研究》)。此外,北进一认为是当地的地母神地天女和外来的毗沙门天的融合。参看;北进一:《兜跋毘沙門天の居ます風景》1-7,《自然と文化》52号~58号,1996年。
[13] 见注11;松本荣一:《敦煌画的研究》。
[14] 注4;栗田本的図版145、151(出城)。关于兜跋毗沙门天的铠甲制度,冈田健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东寺毗沙门天像在遮膝铠甲上套上中国式铠甲,他说“最大的特征就是在唐代出现的中国式盔甲与西域银因素的融合」(下,p.71)。他的主张对研究毗沙门天在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不过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中没有展开讨论。
2006年12月01日发行
编辑: 大西 磨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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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1977年生于日本东京。1996年考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2000年毕业;2000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3年毕业。现在以佛教考古为题,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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